我们看菊花去的赏析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我们看菊花去》中的“我”和“姐姐”,自小就一起“在桂林上小学”,两人一起长大,感情深厚,可因为“姐姐”精神有病,“我”必须把她送进医院接受精神治疗。白先勇在自己的第二篇小说中写这样一个故事并不偶然,就在这篇小说发表的前5年,他的三姐白先明因患精神分裂症从美国回到台湾。白先明从小就心地善良,和白先勇相处时间最长,姐弟两人的感情也最深最融洽。白先明的得病,对白先勇无疑是个极大的打击和刺激,使他始终难以释怀。这种事实背景使得《我们看菊花去》看上去似乎更象一篇带有强烈抒情意味的散文。由于“姐姐”精神上有病,因此“我”和“姐姐”事实上分处两个互不通达的情感世界:“姐姐”的情感永远沉浸在对过去或温馨或痛苦的回忆和寄托在现实的动物身上,而“我”则处于既深爱着“姐姐”但又必须设法把她送进“医院神经科”的情感矛盾之中。“姐姐”是病人,不好说理,但又正因为“姐姐”是病人,所以也易于“哄骗”。虽然最后“姐姐”也有所察觉,却因为“我”的发怒和她的善良,最终还是被锁在了铁栅栏的后面。但“我”的心灵却不再平静,“要是——要是姐姐此刻能够和我一道来看看这些碗大一朵的菊花,她不知该乐成什么样儿。我有点怕回去了——我怕姐姐的咪咪真的会哭起来”。这种强烈的情感痛苦的背后,正隐含着“我”对“姐姐”纯真感情利用的懊悔。“我”对“姐姐”的爱不但必须以使她痛苦作为前提和代价,而且还必须违心地以“哄骗”的方式进行,对于清醒的“我”,这是怎样深刻的一种无言的悲哀!而这样的事实本身,不正表明着人与人情感的沟通是多么的艰难?如果说从语言、结构和情感上看《我们看菊花去》应该属于散文的家族,那么从主题上看,它倒更象一个深具象征意味的寓言。




